玄武彩票 2018-03-26

本报记者 张 烁
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8年03月26日01 版头条)

 

2013年7月,西藏日喀則,鍾揚(左一)和學生在野外采樣路上。
  資料照片
 

 


眼前的鍾揚,已定格爲照片中溫和而堅定的微笑。標志性的雙肩包、褪色的卷檐帽,這個魁梧的漢子在雪域高原笑得如此燦爛,一副永遠在路上的模樣。


這就是那個像守護生命一樣守護祖國植物基因庫,在青藏高原跋山涉水50多萬公裏,數次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,收集了4000多萬顆種子、打響了“植物保衛戰”的人嗎?這就是那個不顧高血壓、心髒肥大,堅持16年援藏,讓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“雙一流”的人嗎?這就是那個從教30余年,立志要爲每個少數民族培養一位植物學博士的人嗎?這就是那個向妻子承諾“孩子15歲之後我帶”,卻在雙胞胎兒子15歲生日後第十六天撒手人寰的人嗎?……


淚水一次次模糊了記者的雙眼。從長江中下遊平原到青藏高原,從上海灘塗“複活”的紅樹林到“諾亞方舟”般的種質資源庫,記者一路追隨著他——複旦大學黨委委員、研究生院院長,西藏大學校長助理鍾揚教授。藏族名字:索朗頓珠。


雪山巍巍,江水泱泱。他再也看不到、聽不到了,但他留下的4000多萬顆種子,還在休眠中靜靜等待發芽。它們會在未來的某一天,用蓬勃的生命告訴人們,曾有這樣一位大學教授,用短暫而壯麗的一生,譜寫了這首傳唱千古的生命之歌。


雪山巍巍,江水泱泱。他已將生命融入祖國山河,隨著骨灰撒入雅魯藏布江,他將永遠與青藏高原在一起,與他摯愛的一草一木在一起,與祖國和人民在一起,如同一片落葉回歸大地母親的懷抱,融入這片他愛得深沈的土地。


大德曰生

  “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,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”


你可知,一粒袁隆平教授培育的雜交水稻種子,讓我國占世界7%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2%的人口?


你可知,僅僅20多株被西方“植物獵人”引進的我國野生猕猴桃枝條,撐起了新西蘭經濟的支柱産業?


你可知,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,收集有全世界最多的豆科植物種子,一旦全球變暖,英國將占據糧食作物的基因優勢?


“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,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。”總把這句話挂在嘴邊的複旦教授鍾揚,正坐在一輛疾馳的車中。窗外,雄渾的高原景色如同壯麗油畫,一條條河流閃爍著水晶般耀眼的光芒。他心馳神往:那看似光禿禿的蒼茫山脈間,蘊藏著多少神奇植物?那終年白雪皚皚的珠穆朗瑪峰上,究竟有沒有雪蓮在生長?


2000萬年前,在亞歐板塊和印度洋板塊的巨大碰撞下,隆起了世界上最年輕的高原——青藏高原。這裏是廣袤壯闊的聖地,卻是植物探索的禁區。高寒缺氧,氧氣含量不足內地的50%,晝夜溫差高達45攝氏度,鮮有植物學家敢于涉足。


如果將植物的分布在世界地圖上標注,青藏高原是一塊少有記載的空白。更讓人憂慮的是,人類對種子的研究步伐,遠遠追不上植物消逝的速度……鍾揚要做的,就是爲祖國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“家底”。“經過測算,在‘科’這一層面上,青藏高原有我國植物物種的1/3;在‘屬’這一層面上,青藏高原的植物物種超過全國1/3。然而,這一數量遠遠被低估了。”鍾揚說。


 1964年出生于湖北黃岡的鍾揚,少年早慧,勤奮刻苦。1979年,因擔任黃岡地區招辦副主任的父親以身作則,不許他提前參加普通高考,蓄勢待發的鍾揚“一氣之下”考取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。誰曾想,這個無線電專業畢業的少年,因1984年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而與植物結緣;又因心懷爲國育才之夢,2000年到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任教,從此爲教育事業奉獻一生。


植物學中,也有“領土”。“晚清時期中國貧窮落後,英國人先後來華采集了幾萬顆種子、2000多種珍稀植物。”鍾揚心中發酸,就拿那從新西蘭進口的高檔水果“奇異果”來說,幾代人下去,還有誰知道它就是有著土生土長“中國基因”的猕猴桃呢?還有那大熊貓般珍貴的“鴿子樹”珙桐,居然是外國人發現的……西方人從中國拿走的珍稀種子和苗木,把英國這個只有1500種植物的島國裝扮成了世界植物的聖殿,更讓西方在植物學研究中掌握話語權。


作爲中國植物學家,鍾揚立誓,要爲祖國守護植物基因寶庫;作爲對人類負責的植物學家,他立誓,要在生物多樣性不斷遭到破壞的當下,爲人類建一艘種子的“諾亞方舟”。


這個想法,終因複旦大學和西藏大學的結緣成爲現實。自此,鍾揚背起足有三四十斤重的雙肩包,帶著學生開啓了爲國家收集種子的征程。


2011年7月,珠穆朗瑪峰一號大本營,海拔5327米。


下午2時剛過,狂風開始肆虐,抽打在人臉上,呼吸都困難。“鍾老師,您留守大本營,我們去!”學生拉瓊看到老師嘴唇發烏,氣喘得像拉風箱,不由暗暗心驚。


“你們能上,我也能上!你們能爬,我也能爬!”一貫帶笑的鍾老師拉下了臉,上氣不接下氣地“怼回去”。拉瓊心裏沈重,自己這個藏族小夥子尚且吃力,老師是從平原來的,身體又不好,怎麽得了?看學生不作聲,鍾揚緩了緩,解釋道:“我最清楚植物的情況,我不去的話,你們更難找。”


逆風而上,向珠穆朗瑪峰北坡挺進,上不來氣的鍾揚嘴唇烏紫,臉都腫了,每走一步都是那樣艱難。“找到了!”學生紮西次仁激動大喊,一處冰川退化後裸露的岩石縫裏,一株僅4厘米高、渾身長滿白色細絨毛的“鼠麯雪兔子”躍然眼前,驕傲地綻放著紫色的小花,它是高山雪蓮的近親,看著不起眼,但在植物研究者眼中比什麽都美麗動人。


這裏是海拔6200米的珠峰,這是一株目前人類發現的海拔最高的種子植物,這是中國植物學家采樣的最高點!


野外科考的艱苦超乎人們想象,經常七八天吃不到熱飯。鍾揚和學生們餓了啃一口死面餅子,渴了就從河裏舀水喝,“食物不好消化才扛餓,饑餓是最好的味精”。晚上,住的是牦牛皮搭的帳篷,因爲嚴重缺氧,煤油燈很難點亮;冬天,蓋三床被子也無法抵禦寒冷,早上洗臉要先用錘子砸開水桶裏的冰;路上,常常被突襲的大雨冰雹困在山窩窩裏,車子曾被峭壁上滾落的巨石砸中……


“高原反應差不多有17種,在過去的十幾年間,每次我都有那麽一兩種,頭暈、惡心、無力、腹瀉都是家常便飯。不能因爲高原反應,我們就怕了是吧。科學研究本身就是對人類的挑戰。”鍾揚這樣說,開玩笑般的“輕松”。


爲了規避種子遺傳之間的雜交問題,每走50公裏,才能采一個樣;一個地方的兩棵取樣植物,至少相隔20米;一個物種,需要5000個優質的種子。往往,爲了采集更多更優質的種子,鍾揚和學生們一年至少行走3萬公裏……夜以繼日,殚精竭慮,一個夏天,他和學生們能采500個樣。


如今,這些種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20攝氏度、濕度15%的冷庫中,仿佛坐上了一艘駛向未來的時空飛船,將在80年到120年後,爲那時的人們綻放生機。


一個個創舉驚動學界!他們追蹤整整10年,在海拔4150米處發現了“植物界小白鼠”擬南芥的嶄新生態型;他們采集的高原香柏種子裏,已提取出抗癌成分,並通過了美國藥學會認證;他們花了整整3年,將全世界僅存的3萬多棵國家一級保護植物——西藏巨柏逐一登記在冊,建立起保護“數據庫”;他們揭示了紅景天、獨一味、藏波羅花、墊狀點地梅、西藏沙棘、山嶺麻黃、納木錯魚腥藻等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對環境的分子適應機制;他們的“雜交旱稻”重大研究成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,這意味著,萬一全球氣候發生變化,幹旱缺水地區也有機會讓農業“平穩著陸”;他還帶領團隊耕耘10年,在上海成功引種紅樹林,創造了世界引種最高緯度,爲上海海岸生態保護打造了新的屏障……


16年來,鍾揚和學生們走過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,艱苦跋涉50多萬公裏,累計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,近西藏植物的1/5。他的理想,是在未來10年間,收集西藏植物的1/3以上,如果有更多人加入,也許30年就能全部收集完……


“最好的植物學研究,一定不是坐在辦公室裏做出來的。”鍾揚有些“傲嬌”地與學生共勉,這也成爲他一生大寫的標注。


黨員本色

  “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”


經年累月的高原工作,讓鍾揚的身體頻發警報。2015年5月2日,51歲生日當晚,他突發腦溢血,大腦破裂血管中流出的殷紅鮮血化作CT片上大塊驚人的白斑。


上海長海醫院急診室一角,鍾揚內心極度狂亂:工作上留下的那麽多報告,要做的項目,要參加的會議,要見的學生……還沒做好任何思想准備,自己就像一條不知疲倦暢遊的魚兒,一下子被抛到了沙灘上。


此時,鍾揚的血壓已可怕地飙升至200,他試圖說話,想跟身邊人交代什麽,可口齒不清的話語沒人能聽懂;他試圖安慰一下被嚇壞的兒子,可右手已經不聽使喚,用盡全身力氣只能用左手摸摸兒子頭頂。“孩子們也許不得不開始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了。”想到這,淚水禁不住浮上了鍾揚的眼眶。


萬幸,搶救及時。鍾揚在ICU病房中緩緩睜開眼睛。短短幾日,仿佛一生。腦溢血後第四天,他想了又想,摸索出讓人偷偷帶來的手機,撥通了原學生兼助理趙佳媛的電話。“小趙,麻煩你來醫院一趟,拿著筆記本電腦。”


一頭霧水的趙佳媛,見到了渾身插滿儀器和管子的鍾老師。“我想寫一封信給組織上,已經想了很久了。”鍾揚吃力地開口。趙佳媛在驚愕中忍住眼淚,在ICU各種儀器閃爍的燈光和嘀嘀聲中,努力辨識著老師微弱的聲音,一個字一個字地敲下:


“西藏是我國重要的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屏障,怎樣才能建立一個長效機制來築建屏障?關鍵還是要靠隊伍。爲此,我建議開展‘天路計劃’,讓更多有才華、有志向的科學工作者,爲建設社會主義新西藏而奮鬥……就我個人而言,我將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。”


署名:鍾揚,于長海醫院ICU病房。


人們原本期望著,這個常年每天只睡3小時的人,能因爲腦溢血的警示,多休息一陣子。鍾揚手機上,有一個停留在淩晨3點的鬧鍾,不是爲了叫醒他起床,而是爲了提醒他睡覺。複旦大學研究生院的樓上,總有一盞燈幾乎徹夜不熄,看門保安實在無奈,只好給鍾院長開了“綠色通道”,特許他的門禁卡在整個樓空無一人時“來去自如”。


住院時,學生們輪流陪護。“張陽,你端盆冷水來。”淩晨1點多,鍾揚輕輕把學生張陽喚醒,“你去用冷水泡塊毛巾,水越多越好,不要擰幹。”鍾揚把冷毛巾敷在額頭上,默不作聲。許久,也許是看出學生疑惑,他長歎:這個點是我每天想事情最多的時候,現在不讓我做事情,心裏難受啊!


15天後,鍾揚出院了,連午餐盒都沒力氣打開的他,在學生攙扶下,拖著“半身不遂”的右腿一步步爬上25級台階,“癱坐”在二樓辦公室裏。從這天起,他正式恢複工作。


從醫院出來,醫生給他規定了3條“鐵律”:一是戒酒,二是吃藥,三是絕不可再去西藏。擔心鍾揚的人們“舒了口氣”:這個“鍾大膽”,可以在進藏上消停消停了吧。


這個一頓飯能喝兩瓶白酒的漢子,心一橫,把酒戒了;可這個對青藏高原愛得深沈的漢子,無論醫生如何警告,無論家人如何擔憂,終究沒“戒”得了西藏,“我戒得了酒,戒不了進藏。我不去心裏就癢癢,好像做什麽事都不提氣”。


出院後,鍾揚仿佛按了加速鍵,更加爭分奪秒。不少人這樣評價鍾揚,他用53歲的人生,做了一般人100歲都做不完的事。“我有一種緊迫感,希望老天再給我10年時間,我還要去西藏,還要帶學生”,他總是這樣對妻子說。


離開ICU剛半年,他又進藏了。開始不敢坐飛機,就輾轉坐火車。怕在家人那裏“落埋怨”,就偷偷一個人行動。回來後,他驚喜又炫耀地對人說:看吧,我沒事哎!


可他在西藏的朋友們心裏難受,鍾老師一下子蒼老了很多,連上車都顯得特別吃力,原來一頓飯能吃7個包子、3碗粥、4碟小菜,現在只能吃下一點點了!腦溢血後遺症也在鍾揚臉上表現出來,紮西次仁心裏難過,鍾老師的臉跟原來不一樣了,不像原來那麽生動了。


很多人不解,他連命都不要了,到底想要什麽?鍾揚,他仿佛對一些人們熱衷追逐的事從不在乎,又仿佛對一些人們不可理解的事格外執拗。


多年前,他放棄33歲副局級的“大好前程”,到複旦大學當了一名沒有職務的教授。直到去世,他的職級還是處級。


“搞科研嘛,不願當官,寫點論文,走點捷徑,奔個院士總應該吧?”鍾揚的學術成果300余項,早有資格坐在辦公室裏,“指揮手下一批人幹活”。可鍾揚就是“不通世故”,非要撐著多病的身子去高原采集種子,“既無經濟效益,又無名無利”。


面對“好心提醒”,鍾揚一笑,用兩種植物這樣解釋:原始森林裏生長的北美紅杉,株高可達150米以上,可謂“成功者”。但在這個世界上,還有另外一種成功,矮小如鼠麯雪兔子,竟能耐受幹旱、狂風、貧瘠的土壤以及45℃的晝夜溫差,它之所以能成爲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,就是靠一群群不起眼的小草擔任“先鋒者”,前赴後繼征服一塊塊不毛之地。


這位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植物學家,這樣深情解釋:“先鋒者爲成功者奠定了基礎,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。奔赴祖國和人類最需要的地方,這就是生長于珠穆朗瑪峰的高山植物給我的人生啓示。”


名,鍾揚看不到眼裏,利,就更與他無緣。


他花29元在拉薩地攤上買的牛仔褲,臀部破了兩個巴掌大的洞,自己找一塊藍布補起來,補丁又磨破了還不舍得扔。這樣的“破衣服”,鍾揚衣櫃裏還整整齊齊疊著很多件。幾十元錢的帽子,一曬就褪色,學生嫌丟人,“在我們西藏,只有趕毛驢的人才戴這樣的帽子”,幫他扔了,鍾老師卻撿回來一直戴著。


他的院長辦公室裏,座椅扶手磨禿了皮,材料邊邊角角的空白被剪下來當記事貼,桌子一角,堆放著檔次不一、來自大賓館小旅店的卷紙、一次性牙刷,水面高低不齊的礦泉水……他的妻子,同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,至今還穿著30年前做的外套。他最心愛的兒子,在內地西藏班寄宿,一個月給100元零花錢,孩子每個月取到錢,還古道熱腸地請藏族小夥伴吃涼皮改善生活。


“這個上海來的大教授,怎麽這樣摳!”初相識,西藏學生“大跌眼鏡”。可更讓他們驚訝的是,這個連賓館裏用剩的一點點肥皂頭都要拿塑料袋裝走的鍾老師,一資助西藏老師和學生就是幾十萬元!爲讓藏族學生開拓視野,他私人出資發起了“西藏大學學生走出雪域看內地”活動,組織80多個藏大學生赴上海學習;只要是藏大老師申報國家級項目,無論成功與否,他都補助2000元……


日常科研開銷讓人發愁,鍾揚總是爽朗得拍胸脯:把發票給我!大家都以爲他神通廣大,可整理遺物時才發現,他的辦公室裏,有滿滿兩抽屜沒報銷的發票。


妻子張曉豔回憶,上世紀八九十年代,鍾揚兩度出國進修、做訪問學者。回國時,他把在國外送報紙、端盤子省下來的生活費都買了計算機,准備捐給單位。過海關時,工作人員怎麽都不相信,“個人回國都帶彩電冰箱,哪有人買這種‘大件’捐給公家?”


研究植物一輩子,萬千植物中,鍾揚最愛高原植物,它們在艱苦環境中深深紮根,頑強綻放……他曾深情寫下這樣的詩句: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兒,出沒于雕梁畫棟;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,在高山礫石間綻放。

  “我願爲黨的革命事業奮鬥終身,願接受黨的一切考驗。”鍾揚入黨申請書上的話,字字铿锵。這是高原植物的品格,也是鍾揚,這個有著26年黨齡的共産黨員的人生追求。


先生之風

  “每個學生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”


“教師是我最在意的身份。”鍾揚說,每個學生都是一顆寶貴的種子,全心澆灌就會開出希望之花。這些年,除了爲國家收集植物種子,鍾揚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愛的“種子”——學生。


淩晨5點多,爬起來給學生做早飯的,是鍾老師;爬坡過坎,以身涉險爲學生探路的,是鍾老師;高原上,上氣不接下氣陪著困乏司機聊天的,是鍾老師……從小,鍾揚抱怨當老師的父母,關愛學生比管自己多。如今,他撇下一雙心愛的兒子,陪學生的時間遠超陪伴自己的孩子。


2003年,鍾揚擔任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;2012年,擔任複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。在任期間,他盡心竭力,推動交叉學科發展,創建了“問題驅動式”研究生教育質量監控和保障新模式,推動研究生培養質量持續提升。


“不能因爲一顆種子長得不好看,就說他沒用了是吧!”鍾揚的笑聲依然回蕩在人們耳邊。他有著植物學家的獨到眼光,底子薄弱的少數民族學生、想辦退學的“老大難”、患有肌無力無法野外工作的學生……鍾揚經過“選苗”,照收不誤。他用心澆灌、培育,一個個學生競相開出希望之花,成長爲有用之才。


2017年畢業典禮上,博士生德吉偷偷把哈達藏在袖子裏,獻給了敬愛的鍾老師,這是藏族人心中的最高禮節。當鍾老師用藏語向全場介紹她的名字時,德吉心裏有說不出的激動。


知情人都知道,到西藏後,鍾老師在複旦招收的研究生越來越少,在藏大招收的研究生越來越多。“在西藏培養一個學生很慢,可培養出來的學生吃苦耐勞,願意去做這種高勞動強度、低回報的種子收集和研究工作。”鍾揚自豪地說,“我的5個西藏博士,至少有4個畢業後紮根西藏。”


穿藏袍,吃藏食,學藏語,連長相也越來越接近藏族同胞的鍾老師,把小兒子送進了上海的西藏學校。這個黃浦江邊長大的15歲男孩,說的不是“滬牌普通話”,而是一口地道的“西藏普通話”。“他喝酥油茶吃糌粑,跟我們藏族娃娃一樣!”藏族朋友們很愛這個孩子,這也是鍾老師的“種子”啊!


2016年的一個夜晚,西藏拉薩。鍾揚像往常一樣吞下一把降血壓、降血脂、擴血管的藥物,打開電腦。“我自願申請轉入中組部第八批援藏工作組……”他不假思索,鄭重寫道。第六批、第七批、第八批,這已經是鍾揚第三次申請援藏了。


初始援藏,鍾揚想爲青藏高原盤點植物“家底”。漫長科考道路上,他慢慢意識到,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位生物學家,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,“將科學研究的種子播撒在藏族學生心中,也許會對未來産生更爲深遠的影響”。再後來,他想把西藏大學的“造血機制”建起來,打造最好的平台,把學科帶到新高度。


“不拿到博士學位授予權,我就不離開西藏大學!”來西藏大學第一天,全體大會上,鍾揚對全校師生拍了胸脯。那時的藏大,連碩士點都沒有。16年艱苦磨砺,鍾揚幫助西藏大學創造了一個又一個“第一”:申請到西藏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、第一個理學博士點,爲藏族培養了第一位植物學博士,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科入選國家“雙一流”……不僅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,更將西藏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。2017年,西藏自己的種質資源庫也建立起來了,負責人正是鍾揚的第一個藏族博士紮西次仁。暢快啊!鍾揚春風滿面,逢人就說:“來西藏吧,我做東!”


“西藏大学的第一批人才队伍已经建起来了,能不去吗?”面对钟扬的第三次援藏,妻子明知劝阻无望,但还是想试试。“现在是藏大的关键时期,就像人爬到半山腰,容易滑下来。”钟扬沉默了,他深知,妻子十几年来独自撑着这个家,照顾一双幼子,侍奉4位父母,从不让自己分心。这一次,是妻子实在担忧自己的身体。“我想带出一批博士生团队,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養的援藏新模式。百年后我肯定不在了,但学生们还在。”听到这儿,妻子流着泪,默默点了点头。


如今,鍾揚培養的少數民族學生已遍布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甘肅、甯夏、內蒙古、雲南等西部省份,不少已成長爲科研帶頭人。


事實上,鍾揚的視野從沒離開過下一代。“科學知識、精神和思維要從小培養,現在讓孩子們多一點興趣,說不定今後就多出幾個科學家。”


誰能想到,一個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的大教授,每個月卻堅持抽出兩天去中小學開科普課。多年來,鍾揚以巨大熱情投入科普教育中,參與了上海科技館、自然博物館建設,承擔了自然博物館500塊中英文圖文的編寫工作,出版了3本科普著作和6本科普譯著,每年主講30場科普講座。鍾揚,是有口皆碑的明星科普專家。

高原永生

  “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,但我毫不畏懼”


9月9日,鍾揚雙胞胎兒子——鍾雲杉、鍾雲實的生日。雲杉、雲實,一個裸子植物,一個被子植物,是這個植物學家父親給兒子人生中的第一個禮物。


“今天你們滿15歲了,按照我和爸爸的約定,以後有事找爸爸!”給兒子過生日、吹蠟燭,妻子張曉豔臉上閃耀著喜悅和“如釋重負”。這個家,鍾揚總是聚少離多,一次、兩次,兒子上幼兒園時就知道憤憤地跟媽媽“告狀”:“爸爸不靠譜!”


張曉豔心中一直有個很大的遺憾,家裏那張“全家福”已是12年前的了。一年前,在兒子多次懇求下,鍾揚終于答應擠出時間陪全家一起去旅遊,多拍點“全家福”,可臨出發,他又因工作缺席了。


國家的項目,精益求精;西藏的學生,事無巨細;繁雜的工作,事必躬親……鍾揚無數次想了又想,都心有歉疚地拉著妻子的手說:“孩子們15歲之前,你管;15歲之後,我管!”


鍾揚是獨子,80多歲的父母獨居武漢,想見兒子一面,簡直難上加難。盼哪,盼哪,終于盼到兒子來武漢開會,“我給孫子准備了東西,你來家裏拿!”老母親爲了讓兒子回家,找了個“借口”。


“行,幾點幾分,您把東西放在門口,我拿了就走。”鍾揚匆匆回複。“想見他一面這麽難哪!”老母親打電話給兒媳抱怨:“有時候在門口一站,連屋子都不進。有時候幹脆讓學生來。我們就當爲國家生了個兒子!”打電話不接,發短信不回,母親實在無法,用了上世紀的原始手段——寫信。


“揚子,再不能去拼命了,人的身體是肉長的,是鐵打的,也要磨損。我和爸的意見就是,今後西藏那邊都不要去了,你要下定決心不能再去了……想到你的身體,我就急,不能爲你去做點什麽,寫信也不能多寫了,頭暈眼糊。太啰嗦了,耐心一點看完。”


盡管抱怨,可家裏每個人都知道,鍾揚是全家的精神支柱。有他在,妻子就可以“大事你安排,我負責配合”,父母就能“謝謝你的孝心,我們吃了保健品很有用”,兒子就有“安全而溫暖的靠山”。


鍾揚最終沒能等來又一個10年。2017年9月25日淩晨5時許,內蒙古鄂爾多斯市,在爲民族地區幹部授課途中,鍾揚遭遇車禍,生命定格在了53歲。


乍聞噩耗,妻子正准備出門上班。天塌了,當聽說是車禍,張曉豔讷讷地拿著電話,“這個概率太大了。”整日奔波在外的丈夫,經常以身涉險的丈夫,長期睡眠不足的丈夫……天天擔心,天天擔心,這個擔心終究還是發生了。


生怕父母受刺激,張曉豔托人把老家的網線拔掉,在上海滂沱的大雨中,帶著兒子直奔機場。


“妈妈,到底怎么回事?为什么我们要去银川?”面对儿子的疑问,张晓艳无言以对。然而路上,孩子还是从铺天盖地的媒体上得知事实,“父亲,你敢走啊,我还没长大呢……”懂事的孩子不敢刺激妈妈,哭着在QQ空間里写道。


千瞞萬瞞,一條老友“二老節哀”的短信,還是讓老兩口瞬間墜入冰窟。白發人送黑發人啊!80多歲的老父親一下子仰倒在沙發上,嚎啕大哭。老母親強忍著收拾行李,去銀川,去銀川看看兒子去啊!


“鍾揚啊!你說話不算數,你說孩子15歲以後你管啊……”車禍現場,張曉豔癱倒在地。她不敢相信,煤氣中毒、腦溢血挺過來了,高原反應和野外涉險挺過來了,這麽平坦、這麽寬敞的一段柏油馬路,怎麽就出事了呢?


鍾揚坐在疾馳的汽車上,在猝不及防中結束了寶貴的生命。在生命最後一瞬間,他在想什麽?他在牽挂誰?


銀川殡儀館,700多個花圈,淹沒了廣場和紀念大廳。祖國各地的親朋好友來了,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來了。鍾揚的第一位藏族博士紮西次仁,握住鍾揚父親的手說不出話來,抱歉,他想說抱歉,鍾老師是爲了我們,很少顧及家裏。“紮西啊,鍾揚以後再也不能幫你們做事情了。”老爺子哆嗦著嘴唇開口,竟這樣說。


“鍾老師,您不聽話啊!我們天天囑咐您別再跑了,您不聽啊……”

  “鍾老師,您那麽大的個子,怎麽躺在了那麽小的水晶棺裏。”

  “鍾老師,您說等您回來,給院系黨支部上黨課,學習黃大年同志的先進事迹。”

  “鍾老師,一路走好,我是西藏大學的學生,您撒在高原上的種子,我們負責讓它發芽。”

  “父親,你終于可以休息了。可是,要問問題時,我找誰呢?”

  ……


当人们把车祸赔偿金拿给钟扬家人,老父亲坚决不肯收。他流着眼泪,用很重的湖南口音说:“这些钱是我儿子用生命换来的,我不能收。”最终,一家人决定,把钟扬138万元的车祸赔偿金和利息全部捐出来,发起成立“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”,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養工作。“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事业做的一点事,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”,张晓艳泣不成声。


現在已是西藏大學副教授的德吉,一直想給鍾老師做一身藏袍,“鍾老師特別像我們藏族漢子,他已經答應了,可我再沒機會了……”總愛請鍾老師開導自己的碩士研究生邊珍,不知道偷偷給老師發了多少條微信,她總盼望這是一場夢,“我沒事啊!”那樣爽朗的笑聲,還會響徹耳邊。而在上海海岸線,茁壯的紅樹林幼苗已繁衍出第三代,也許有一天會成長爲上海新的生態名片,這是鍾揚送給未來上海的禮物。


鍾揚的骨灰被他的學生莊嚴地撒入奔騰不息的雅魯藏布江,江水嗚咽,寒風卷著浪花,痛悼他的離去……奔騰不息的浪花會將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個角落,成爲祖國山河肌理的一部分,而他,永遠也不會與這片深愛的土地分離。


鍾揚那帶著湖南味的普通話依然回蕩耳邊:“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,但我毫不畏懼,因爲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,而我們采集的種子,也許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,到那時,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。”

 

2013年7月,钟扬在西藏日喀则采样路上。冯 艾摄


2013年7月,鍾揚(中)在西藏大學爲學生上課。資料照片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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